唐朝科举改革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教育制度变革，对于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持久。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得人才选拔更加公正公平，不再局限于出身贵贱，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更多机会。此外，科举改革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推动了文化的繁荣。通过对唐朝科举改革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演变，以及它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为什么唐代科举制度发生了变化？科举改革对后人有什么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官员选拔制度是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在唐代继承和完善。此后，科举制度在历代统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正式废除。然而，世界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除了考试方法和没有改变科举名称外，整个选拔和就业制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说，与隋朝初创的科举制相比，唐代科举制发生了变化。
唐代隋朝科举的演变只相当于借用了该制度的名称、方法和组织形式，大量放弃了以往的官员选拔标准和就业价值——这正是科举的核心。这些变化最终使科举制成为唐朝实现强大中央集权的基本制度之一，创造了唐朝的几个繁荣时期。唐朝统治者命令有关部门大规模选择考试科目，放弃孝道、道德、礼仪、正义等核心价值取向，大量增加人才考试科目和内容，新的科举制度迅速取代隋朝推荐选拔制度，受到大多数士兵的好评。
唐代科举考试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每年定期举行的常科，另一种是皇帝根据需要下诏。科举考试科目包括学者、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学者、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目最为常见。隋朝科举制设立了十科(即十科举人，分别孝顺、诚实、诚实、诚实、执宪不饶、学术敏感。隋朝科举只有学术敏感和文才秀美两项与文才有关，其他则与个人品德和体格有关。
唐代只有六门常设科目，本质上属于文才秀美和学术敏感两门科目，至于隋朝科举孝道、诚实、节奏、清洁、坚定正直、宪法等重要科目，或放弃或作为次要科目，不包括在正式考试程序中，所以不是考生和考官。唐代科举制的典型特征是重文重智、轻孝轻德。另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题材有五种:帖经、墨义、口试、策问、诗赋。总的来说，它们都围绕着文字的创作而努力。
另一方面，唐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于建立了由统治者亲自调查询问士子的殿试制度。唐睿宗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亲自主持东都神京洛成殿对贡生的考试，形成了殿试制度。据唐代史书记载，此举不是先例。早在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9年)，春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900人，但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一，待诏弘文馆供奉。虽然唐高宗李治应该是第一位殿试皇帝，但殿试的制度化还是在武则天手中完成的。科举作为选官取士的重要措施，最高统治者亲自选拔治国良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与隋朝科举相比，透露出浓浓的意义明显发生了质的变化。
此外，唐代还对考生的来源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要求参加考试的必须是学徒或乡贡。学徒通过中央和地方官方学习规定的学术考试，选择到尚书省参加考试。那些不经馆学而学有所成的士人，自己报考所在州县，经县、州考选拔，从而报考尚书省考试，称为乡贡。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朝廷对考试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唐宪宗元和两年(公元807年)的帝诏令:举人曾被起诉处罚，曾任州县小官。虽然有辞职，但长官不得举送，违者停职，考官降职。经过这样的改革，唐代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性也不断降级，远不如隋朝科举考试。
客观来说，古代社会体系复杂庞大，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都需要人才。仅仅依靠几门诗歌创作考试，绝对不可能选择真正的官员。因此，在古代，对官员的评价往往取决于他是否道德高尚，但很难通过普通考试来评价。唐代科举考试内容固定，限制了考生的发挥空间，使人失去了创造力，进而缺乏综合能力。大多数被选中的官员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此后，历代科举只对唐代科举制度进行了一些修复，其本质没有改变。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恶化了这一现象，科举取士名不副实。隋朝科举制度最初的基础是以人为本，以儒家与百家优秀文化传统兼容为核心载体。虽然所有的官员都不能说是有用的人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平庸。
不幸的是，唐代和后世的统治者并不理解其深刻的含义。根据他们的治国意图和他们自己的爱好，科举制度逐渐演变权下的官方政治选拔制度，每次科举考试都成为文人竞争的角力场。虽然科举制度的变化有效地促进了中央集权封建统治就业制度的标准化、法制化和固定化，加快了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但它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了统一的繁荣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引领这些王朝走向穷途末路。最后，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适应时代变革要求的科举制度被清朝统治者彻底废除。
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改革也对后世社会价值取向产生了许多不可消除的负面影响。从唐代以来，每一次科举考试都是皇帝和将军们展示其政治价值取向的重要场合。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考生们试图从江湖进入寺庙，最终在皇权的驱使下不断思考统治者的意图，迎合试卷。科举制度最初蕴含的民本意识逐渐被世界淡化和忽视，官本意识疯狂滋生和增长。后世官僚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制度根源实际上是唐代以来日益腐朽的科举制度。
唐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将从民本转变为官本，这也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反映。科举制度对这一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士子贡生埋头科举是为了官职仕途，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为天下人生。北宋《神童诗》中提到天子重英雄，文章教尔曹；万物皆下品，只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能立身；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经常学习，萤窗万卷书；三冬今足用，谁笑腹空虚？这不是腐朽科举制度的真实写照吗？殿试制度的建立鼓励了皇权主导的官本意识。在接下来的1000多年里，这种落后的思想意识已经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主导着士人阶级的价值取向。先秦诸子先贤倡导和不懈努力的民本意识从此完全萎缩消失，科举制度对人性的限制也逐渐显现。
经过社会价值观的严重扭曲，考中进士成为历代知识分子人生的最高目标，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追求。因此，仕途与学途相结合，学而优则仕与读书做官论盛行，人们再也分不清教学与科举的本质区别。科举，这是民主需求酝酿的选官制度，在中央集权达到顶峰，毅然走向民主的反面，屈服于皇权，成为君主专制的助手。从官方制度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的异化也证实了唐代以后皇权思想的普及和皇权自上而下的系统发展轨迹。每一个因科举而进入仕途并获得实际利益的人都越来越忠于皇帝，维护封建统治。相反，那些科举失意的人经常醒来，明白封建统治者利用科举的最终目的进行反抗，如黄巢和洪秀全。
当然，科举制度的变化也严重误导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虽然科举制度主要用于选拔官员，在促进中国教育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应该明白科举制度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式的教育制度，教育和科举考试，会使教育陷入误解——如果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政治人才的科学考试，那么这无疑会使教育走上不归路。自唐代以来，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之间的轻重存废始终遵循重学校轻科举、科举与学校并重、重科举重学校的一般规律。明清以后，原本教书育人良知的私立学校完全成为官方考试的培训基地，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学校的教育独立性逐渐丧失。所有的教育和教学都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社会氛围逐渐转变为关注科举考试和鄙视学校。
科举考试内容的固定限制不仅不利于选拔和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也不利于培养空疏的学风。学者不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为了获得名利。如此功利主义的教育理念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中国的学校教育，培养了大多数为官员而活的人，直接阻碍了自然科学文化的发展，导致现代中国落后于世界，受到西方列强百年的压迫。9月2日，光绪31年(公元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促进新学校教育，咸实学。但毕竟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