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一词在历史上常常被用来指代侵略中国的外来势力，然而有趣的是，倭寇一词中的“倭”实际上是指日本人。这种称呼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们一种误解，因为倭寇的组成中其实有很多中国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称呼呢？本文将探讨背后的历史原因，并解答这个问题。
公元1529年，嘉靖八年，明朝正式停止与日本的正常贸易往来。这已成为明朝中后期日本患者日益加剧的转折点。明朝中断与日本贸易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太死了。
日本正处于大封建主混战的战国时期。当这种混乱蔓延到中国时，震惊朝野上下的争贡之战发生了。两个隶属于不同封建主的日本使团，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为争夺中日贸易权而大打出手。结果宗设袭杀了瑞佐，以追捕宋素卿为由大肆掠夺宁绍地区，杀死了明朝的指挥官刘晋和袁晋，最后夺走了海船。
抢劫明朝的人民，杀害明朝的官员，这是伟大的！明朝政府要求日本严厉惩罚宗设等人，放回被掠夺的中国人民，以便重新进行贸易调查，继续维持贸易。然而，日本却被忽视了，所以明朝下令停止贸易。
日本失去了正常的贸易渠道，转向地下，开始海盗活动，在中国沿海地区穿梭走私，烧杀抢劫。明朝统一称这些由武士、商人和浪人组成的海盗团体为日本海盗。
可以合理地说，海盗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起伏不定，这对明朝来说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在明朝中晚期，海防放松，政府腐败，国力逐渐减弱。中日贸易停止后，海禁政策进一步严格，甚至沿海地区从事海外贸易的明朝商人也失去了生计。所以他们和日本海盗合流，最终导致了一个叫做日本病人的大癌症。
一般认为，日本人在这场日本病中占据了大多数人的地位。即使不是大多数人，也一定是主导地位。但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明朝官方史书中已经明确标明了日本患者的比例。这个比例是7:3，中国人占70%，日本人占30%。
真日十分之三，从日本十分之七·日本传》) 盖江南海警，日居十三，中国叛逆居十七。 (嘉靖实录)
皇帝在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中律的奏疏中，更详细地提到了这些海盗的具体构成:
夫海贼称乱，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开始。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然叫日本夷，但其实很多编户都是齐民。(《明经世文》卷282)
总之，在这场日本病中，真正的日本人只占少数，而明朝的编户之民占多数。
那么，少数日本人占据主导地位吗？
在著名抗日将领胡宗宪的《筹海图》中，他列出了最大的14股日本海盗。不幸的是，他们的领导人也是中国人，他们是掌握兵柄实权的领导人。
金子老、李光头、许东、王志、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肖显、郑宗兴、何亚人、徐泉、方武、徐海、陈东、叶麻、洪泽珍、严山老、徐西池、张连、肖雪峰……凡十四踪，都昭灼人耳目，故详列之。其余或入侵但姓名不传，或有名贼酋而不尝专主兵柄，与夫事迹未知者不敢滥录。(《筹海图编》卷八《寇踪分合始末图谱》)
在现代陈茂恒的《明朝日本海盗考略》中，他列出了更详细的日本海盗头目名单，其中主要头目18人，全是中国人；次要头目57人，中国人46人，日本人和其他夷人11人。换句话说，这种日本病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中国人。真正的日本海盗，只是夹在其中，发挥了促进和借名的作用。
既然明朝已经认识到日本病的主体不是日本人，为什么要称之为日本海盗？这可能是因为明朝统治者不愿意放开海禁。明朝海禁政策时宽时紧，但总体保持封闭。一方面不能违反洪武帝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统治稳定。将东南沿海地区的动乱称为日本患者，无疑有利于进一步说明海禁的必要性。
1529年后，日本病人愈演愈烈，逐渐成为燎原之势。明朝终于下定决心平寇。在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有力打击下，这场几乎席卷东南的日本病人终于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