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明朝初年朱元璋还沿袭了元朝的制度，但胡惟庸案之后他就清晰的认识到了官吏制度的权力漏洞和弊端，于是他首先就废除了沿袭了千年的宰相制度，将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如此，皇帝的权力就得到了集中，同时也意味着要处理更多的政务，全国上下，宫廷内外的大事小事都要通过皇帝，因此也就成就了朱元璋“最勤劳”的名声。
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从朱允炆的手里夺权，他可无法效仿朱元璋凡事都亲力亲为，于是就设立了一个内阁，挑选数位大臣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等于是又恢复了宰相制度，不过将宰相之权分散到了数位内阁大臣，互相制约。
在当时，内阁大臣有“拟票”权，通俗的说就是提建议的权利，内阁大臣共同商议处理政务，为皇帝出谋划策，比如针对某件事情提出几项处理方案，最终让皇帝决断。因此，内阁的权利还是受到了皇权的限制，毕竟没有他们没有最终决定权。到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他为了更加轻松的处理政务，自己又建立了一个“小内阁”，即由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组成的司礼监，后来其权力甚至比真正的内阁还大。历史学家们表示，随着司礼监的出现，其实也标志着明朝开始由盛转衰。
所谓“秉笔太监”，顾名思义就是拿笔的太监，他们充当的角色就是皇帝的手，当内阁大臣拟票之后，按照流程来说直接上传到皇帝审批，但当司礼监出现之后，就会由司礼监的太监先看。此时，司礼监就会根据拟票内容，选择性地上呈给皇帝，而其中也夹杂了一些个人的主观，因此当时的内阁大臣都极为“巴结”司礼监的太监。
如果太监将拟票的内容报给了皇帝，而皇帝的选择也只有两个，即“同意”或者“不同意”。最后，不管是皇帝选择“同意”，还是“不同意”，都由秉笔太监在拟票上用红笔勾选。除此之外，如果皇帝还需要向大臣传达旨意，他不直接召见大臣，而是让秉笔太监拟写圣旨，因此在秉笔太监的工作量最大，所以秉笔太监的人也是最多的。
在司礼监中，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其实也算是对立的，因为后者的职责就只负责的盖章，即将皇帝的大印盖在秉笔太监批红之后的拟票上，如果没有盖上大印的话，即便拟票批红了也没有实际的意义。在此过程中，掌印太监其实也有自己的私心，毕竟他手握大印，是否给拟票盖大印有时也全看他的心情，甚至有时还拖延着不盖大印，其目的无法就是想得到点好处。因此，掌印太监时常会刁难秉笔太监，同时也让内阁大臣对他又爱又恨。总之，司礼监的权力已经危及到了皇权。
在明朝的中后期，内阁和司礼监就已经成为了相互对抗的权力集团，因为司礼监是围绕在皇帝的身边，伺候着皇帝的饮食起居，所以在这场对抗中其实司礼监要占据了“上风”。对于内阁大臣来说，他们的仕途可以说跟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有密切关系，也许就因为秉笔太监的一句话，某个大臣就能飞黄腾达，不过有时也能被罢官还乡；还如果掌印太监不盖大印，内阁大臣的拟票也就是一张废纸，即便是有再好的决策最终也都无法实施，或者是拖延几日盖大印也会有极大影响。
在历代的封建王朝，都免不了宦官干政的弊端，而这也是最终导致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对明朝来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其实是最大的弊端，他们没有发挥最初的好作用，反而在权力的影响之下，逐渐成为了啃食明朝统治根基的“白蚁”，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