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研究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主要有其个人特质及其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一定程度上说正是这种文化心理方面 的原因才造成了王的悲哀，成为王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王安石对于仕宦大度
我认为不能忽视的是王安石个人对待仕宦的态度，许多人多从其不慕荣华、不躁进的良性方面去理解，我却认为不然，史载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多次拒绝朝廷的调遣
“士大夫伟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这从心理可以理解为王安石确实有志于地方治理，不愿缠入朝廷纷争，但从另一方面理解不排除王借此贾誉以邀声价，据载
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为相。官员鲜于侁“恶 其沽激要君”，语人曰“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
王安石不愿意出仕，可能是出于邀买名声的需要，可以理解，但是这种特质注定他不可能变法成功，因为凡是变法成功的改革者，必须有藐视权贵的心态，如果因为人家有权势就跑去拍马屁，是不可能成功的，最后只能成为一个笑话。
王安石为人狂傲，中了举，却变成第四名
其次从王的个人修养上讲，王安石的急躁冒进、不善纳人言为同代人所共知，而这恰是作为政治家的大忌。尤其是作为一名欲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来说，更是如此。从文化学讲，人是群居的动物，能够团结人，整合各方力量恰恰是有智慧的表现，而王安石却走了反面，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狂性。
据记载，王安石中举本为第一，却因文章中语“孺子其朋”而触犯宋仁宗的大忌， 遂与杨直调为第四名，王安石颇不依未然，虽被评价为“其气量高 大视科举为何等事而增重耶。”但从中也可见王的脾性。
再如王安石中举后，作为老乡的枢密使晏殊，颇赏识其才识个性，但 当晏殊提出其不足时，王安石“但微应之”，并认为“晏公为大臣而语及于此，何其卑也？”且“气颇不平”。殊不知这体现 了晏殊对王的关爱，同时也是晏殊的经验之谈，晏殊就曾经在这方面出过岔子，担心王安石重蹈覆辙，所以关心王安石，王安石却不以为然
无怪乎后来王安石罢相后对其弟王和甫说。回忆当时 对晏殊之语的态度时，不无懊悔地说有点后悔
王安石因为他的性格得罪了很多人，在变法失败后，神宗对罢相的王安石还给予关心，一定程度在王的变法上冀予了自己的理想与作为，只是徒唤奈何 罢了。
感言：如今，王安石变法已过千载，他的变法政策对于今天仍有重要的作用，有很高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其过于耿直的性格，和没有一颗视权贵如无误的意志，过于狂傲，得罪了太多人，最终变法失败，丞相也丢了。
可惜的是，我们在过去的千年中并没有对王安石变法给予太大的关注，反而让一个外国人提醒我们，这无不是我们巨大的悲哀，也许我们这个民族过于同情悲情英雄，总是对他们给予深深的同情，如岳飞等，但是在同情他们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已融进血液的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