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成为主流是在汉武帝时期，而在这之前儒学只是广大学术流派中的一员，不能说毫无名气，只能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儒家弟子周游列国只为将儒学传播至更广。要知道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并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各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其核心理论更是能够禁得起推敲的。那么儒家学派为何主流呢？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儒家学派能够取得成功的的详细解答。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中华文明的起源依据史料记载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1世纪的黄帝时代，最晚到公元前17世纪的商朝初年华夏先民已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上古文化，这一点是已被出土的文物资料确实证明了的，不容置疑的。而当今史学界研究达成的共识是：西周时期是中华文化由上古时代的萌芽到殷商时代的日趋成熟走向完备的一个重要时期。
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说：这段论述是表明周公制礼作乐本质上是建立一套与殷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将社会分化为若干个等级，并通过严密有序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这种等级固定下来。西周社会最主要的两大阶层贵族阶层（天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和庶民阶层（国人和野人）就是这种等级分化的结果。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次年周平王在一部分诸侯的支持下，迁往雒邑，东周开始。这以后的周天子虽然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是却已经完全丧失了维护西周初年那种等级体系的能力。贵族宗法制和分封制遭到破坏，使得贵族阶级最低层的士纷纷丧失原来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沦为庶民。
不再是贵族的士人生活在毫无秩序可言的乱世，就好似一叶扁舟飘荡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他们唯一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所掌握的文化知识。
掌握着文化知识的士人，一方面有感于天下大乱而欲起救之，另一方面，在兵荒马乱、战火连绵的岁月里，他们对个体生存与发展面临的各种危机充满了焦虑。作为一个在乱世中由上层贵族沦落到社会底层的群体，士人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清醒地看到原有的社会秩序已被破坏，他们不得不直面社会的动荡与混乱。然而，面对着残酷的现实，他们的脑海中似乎又分明得记着西周初年社会是那样的井然有序，上下一体，令行禁止，太平社会，翻阅以前的文化典籍，竹帛上记载着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召公等等圣君贤臣的治世安民之事迹。
以往的太平景象如在目前，可现在的尔虞我诈、征战诛伐就在眼前。放眼山河，满目疮痍；一看世间，人心不古，上至诸侯下至庶民个个唯利是图，几乎丧心病狂，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惨景使得当时的士人在精神上和心灵上都饱受创伤。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士人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改造社会的愿望。他们希望自身可以重新获得太平时期的那种优势地位，以便发挥自己的才干，来改造眼前这个现实社会，恢复原先的那个安定的合理的崇尚道德的礼乐社会。儒家学者就是当时士人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
有学者认为，儒学的实质就是士人精神与西周礼乐文化的结合。信仰儒学的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进取精神，要求重新构建社会秩序建立一个符合士人阶层利益的政治体系，儒家学派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最高社会理想，即通过个人道德的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纵观儒家所有的文化建构无不以这一最高目的为核心。
可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儒家学者和其他士人阶层的知识分子一样既没有稳定的政治地位，也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这使儒家知识分子不得不选择以恢复西周初年的那种贵族文化为手段来建构自己的学说。因为他们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掌握的知识的作用，他们在不具备任何影响社会的能力，更不要说干预社会政治乃至改造社会了。但是为了匡扶天下，拯救人民他们极力宣扬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要和谐、要仁爱，这种话语体系其实是远大社会的理想与无可奈何的现实的妥协。
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在不能干预社会政治的情况下，儒家学者试图设想一种圣贤人格来影响君主。为此，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塑造了许多圣君贤臣形象，上文提到的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当然就是这类形象中的完美典范。
儒家经典言必称“先王”、论必称“三代”，动不动就说，先王如何如何，太公如何如何，周公如何如何。他们这样做并非是单纯的复古，而是有着极为直接的现实目的是为君主树立执政的榜样，同时也是为自己提供一个奋斗目标——儒家知识分子本身就渴望成圣成贤——一方面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拥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自信去完成远大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是为了消解自身内在的焦虑而进行的自我充实自我提高。因此，儒家学者塑造这些圣贤既是为君主提供学习的榜样，又是他们自身奋斗的人格目标还是他们消除基本焦虑的有效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所塑造的人格理想并非像以前解释的那样完全是为了愚弄老百姓。
从儒家知识分子构建的社会图景和奋斗目标可以看出他们和士人阶层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对于混乱的社会状况和频仍的战争十分厌烦而向往和平安定的社会，所以儒家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是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否定。
从表面上看，儒家的社会理想既带有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成分，又含有某种替百姓说话的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儒家的社会理想既不是统治者利益的反应，又不能代表普通老百姓的意愿，而是知识分子自身愿望与利益的显现。他们希望有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能够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实际的发挥——但是在先秦那样一个大分裂大动荡大变革的乱世，在争霸战争向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过程中，儒家的这种社会理想几乎是天方夜谭。因而终先秦之世儒家思想始终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然而，在一统之后，统治者们逐渐发现，只有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才能保证自身政权的长治久安。另外，鉴于自身学说数百年来在社会实践中的失败，一部分有责任感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已有的理论进行了合乎统治者要求的改造，这样一来，在统治者主动寻求合作的情况下，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