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历史上被中原王朝征服的国家的后裔，例如百越人的后裔就有傣族、壮族、侗族、黎族、水族、布依族等等，那么生活在内蒙高原的达斡尔族又是谁的后裔呢？有些文献将其达斡尔族判定为契丹人，那么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吗？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达斡尔族的先祖是什么人的详细解答，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达斡尔族的来历。
达斡尔民居
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从清代以来就一直受到历史学者的关注，提出了多种达斡尔族源的观点。其中，得到较多论述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契丹后裔说。
从清代起，许多文献史料，就有着达斡尔族族源于契丹的记载。比如，在《黑龙江志稿》中写道：“达呼尔，……契丹贵族，辽亡徙黑龙江北境。”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达斡尔族源的探索得到进一步深化。历史学家陈述撰写《试论达斡尔的族源问题》的论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契丹后裔说的观点。还有一些论著论述了契丹后裔说。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达斡尔族简史》论述了这个观点，认为契丹后裔说的论据比较全面和充足，具有切合达斡尔族各方面史实的说服力。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唐朝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公元916年称皇帝，947年立国号为大辽。1125年，辽被女真人灭亡后，以库烈儿为首的一部分契丹人北迁大兴安岭和黑龙江流域。库烈儿的后代投附成吉思汗，并以族众组成军队参加了蒙古征金、宋的战役。这一史实与达斡尔族关于祖先的传说相合。达斡尔族传说，辽亡时，有一小部分由西剌木伦、喀剌木伦逃到黑龙江、精奇里江、西勒克尔、格尔必齐、鄂嫩河等流域，以游牧打猎并种荞麦、燕麦为生。又传说达斡尔人的祖先率部南征。
达斡尔族学者孟定恭在1931年出版的《布特哈志略》一书中，记录了达斡尔族民间流行的一首古谣：“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养牧场。”这里所说边壕是指东起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境内嫩江西岸的金代边壕，当时修筑和看守这一金代边壕边堡的，主要是契丹族人民。泰州原野，辽代曾是契丹二十部族的放牧场。所以，这首古谣也反映了达斡尔族与契丹族的渊源关系。达斡尔语把金代边壕边堡称为“乌尔阔”，这一名称只在达斡尔语中保留着，这是达斡尔族与金代边壕边堡具有特殊关系在民族语言中留下的记录。
从一些史籍中，也可以发现与达幹尔语词汇相同相近的契丹语词汇。据《辽史》载：“‘曷术’，铁也。”在北方各民族中，现在只有达斡尔族仍然把铁称“卡索”（或“哈索”）。
这两种发音是相同的。达斡尔语和契丹语一样，把人口兴旺称“蒲速碗”、事业兴盛称“耶鲁碗“（达斡尔语“耶恩得碗”）、辅佑称“阿鲁碗”（达斡尔语“阿依西鲁碗”）、猎鹰称“稍瓦”、侍卫称“克依阿”等。历史上，契丹人曾创制过文字。在对契丹小字的解读中，也发现达斡尔语和契丹语的一些相同相近的词汇。如：把孝服称作“习捻”，兔子称作“陶里”，马称作“木力”，狗称作“捏褐”，蛇称作“莫胡”等。与此相应的，在达斡尔族中也有曾有文字的传说。另外，“达斡尔”这个名称，在语音上，与契丹族的“大贺”氏名称相对应。而且在清代，达斡尔族中也确有过称为“达虎里”的哈拉（父系氏族）。这也从语言的角度成为维系达斡尔族和契丹族源流关系的一个线索。
在生产生活方式方面，达斡尔族也与契丹族有着相承关系。辽代契丹人已经在从事农业耕种，并从事渔猎牧业。这与17世纪中叶以及直到20世纪中叶的达斡尔族既从事农牧业，又从事传统渔猎业的经济结构恰好相同。而且在北方，只有达斡尔族才具有这样的多业并举的经济结构。由于农耕的需要，在夏季天旱时，达斡尔族有到河边互相泼水求雨的习俗。在《辽史》中，也有契丹人以水相泼求雨的记载，说的是“夏五月庚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顷之，果雨”。达斡尔族有凿冰下网捕鱼方法，这是一种较大规模的捕鱼方法。辽代契丹人也有过凿冰下网捕鱼，而且还有皇帝前往观看的记载。达斡尔族很久以来就擅长制作大轱辘车，这种车非常适于在草地、山岭中行走。宋代沈括也曾称“契丹人制车，长毂大轮，利于行山”。达斡尔族善驯服猎鹰猎捕野鸡和野兔，辽代契丹人也以驯服的海东青猎捕飞禽。达斡尔族有独特的打曲棍球的传统体育。在辽代，曾盛行类似打曲棍球的“击鞠”。
综上所述，达斡尔族源于古代契丹人，这是目前这个领域研究中多数学者的观点。尽管如此，从学术发展的要求来说，这个领域仍然需要深入探讨、论证，以利于揭示和阐明相应的达斡尔族历史和文化。
在元明两代，达斡尔族生活的地域一直受中原王朝管辖，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联系。
达斡尔族较为突出地出现在历史上，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期，达斡尔族居住在黑龙江以北的上中游流域以及精奇里江、牛满河流域，形成了共同居住的地域。达斡尔族各村落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已经以“哈拉”（父系氏族）集中在邻近村落定居，各哈拉之间也是相邻而居。从事农牧各业，猎业仍然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以猎产品和粮食与内地及附近民族进行商品交换，具有区别于周围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方式。达斡尔语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千百年的独立发展，在基本词汇、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上，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语言，并且是全民族通用的共同语言。在定居村落相邻而居的地缘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民间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达斡尔”这个称呼，也是在这个时期较多地在中外史籍中得到记载。当时，由于音译标音不同，曾有打虎儿、达瑚尔、达瑚里、达呼尔、达虎里、达呼里、达乌里、达乌尔等多种写法。可以说，无论是在达斡尔族自身稳定共同体的形成方面，还是从其他民族对达斡尔族的认识理解上看，在明末清初达斡尔族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
由于清朝初期对于索伦部的征服，达斡尔族和鄂温克、鄂伦春族开展了反掠夺保家乡的正义斗争。特别是在17世纪中叶，面对沙俄的野蛮侵略，达斡尔族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保卫家乡和民族利益，保卫祖国领土的斗争，把达斡尔族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得更加紧密，达斡尔族作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也就更加紧密。
（摘自《中国达斡尔人》毅松 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