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时期，皇帝长期不出现在朝廷，宁愿深居宫中，每天晚上必定喝醉，每次喝醉后必然会发怒。他的侍者们不能完全满足他的要求时，就会惨遭殴打。皇帝还非常贪婪，想要把天下所有的财富都搜刮进宫中供自己挥霍。他还下令大批太监扮演 "矿使" 和 "税监" 去各地乱征税，让民怨沸腾。这些行为导致朝廷官员的任免工作被搁置，导致在职官员无法得到晋升，职位空缺也无法及时补充。最糟糕的时候，六部的尚书只有一位，都御史的席位空缺已经达到10年之久。当时，一个名叫袁可立的御史借雷震景德门的机会，连续上书直指皇帝的错误行为。
“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睢州志》）”，终于惹怒神宗皇帝，被削职为民二十六年。首辅大臣也相继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帝皆不听。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大臣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
1621年( 天启元年)，公鼐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御史因进言而受到责罚的有十几人，连续两次上疏，对皇帝及辅臣加以规劝。但是此时的熹宗已被宦官魏忠贤操纵，公鼐得到的是“谯责”、“忏旨”。做为两任皇帝老师的公鼐对专权乱政的魏忠贤之流深恶痛绝，加之编纂《光宗实录》一事触怒魏忠贤，“群小恶其害已，尽力排挤，不得大用”。
魏忠贤逐渐专权乱政的情况下，天启初，性格耿直的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的公鼐成为受打击的对象，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斗争中，刚直峻介的公鼐不愿陷入相互攻讦的党派斗争，又不允许宦官魏忠贤诬陷忠良，为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愤然上书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编纂《光宗实录》，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闱中委曲隐秘之事，“存其真不存其伪”，“以成一朝信史。”熹宗没有批准他的建议。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
对东林党的评价，较为客观的说法是：按政绩来判定东林人与攻东林者之间高下如何：“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矣。”强调两派领袖的人品迥异，但也指出两派均属于于国事无补一类。在肯定东林领袖为君子的同时点明东林的流弊所在。总体而言主张“东林”应对明末败势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看法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顾宪成（1550－1612）明代思想家，东林党领袖。江苏无锡人，字叔时，号泾阳，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