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居江左的陈朝灭亡有很多原因，但最基本的不超过三个方面：
陈统治集团的腐朽衰落，争权夺利，抵消了抵御外敌进攻的能力。陈后主沉迷于酒色，放纵淫荡到几乎忽视政府的程度。王朝的权力掌握在江总、施文庆、沈客卿、孔范等人手中。这些人以奉承营私、争权夺利、排斥忠良为己任。这样，以陈后主为首的统治集团就处于醉生梦死、坐以待毙的昏昏欲睡之中。隋军压境时，陈后主还与满朝文武共庆初一元会。当京口守军被隋军攻击，紧急向陈后主告急时，陈后主置之不理，继续喝酒玩乐。将军萧摩诃请求带领军队出战，后主也不同意，其昏庸愚蠢至此，自然难逃顶灾。
面对隋军的进攻，虽然陈朝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守势地位，但隋军渡江总兵力至双方最后决战时仍不足6万人，而陈军此时仍有10万人。如果陈能部署得当，调度得当，努力打死仗，胜负属于谁，那就别论了。但在战略指导上，陈王朝一次又一次地犯错误，坐失了战斗机。当隋朝将军何若毕只率领8000名士兵进攻京口时，陈后主采纳了将军萧摩诃的建议，使他率领军队进攻。何若毕部一定很凶；隋军初步形成包围建康的局面时，陈后主拒绝了将军任忠、司马消难等人断敌退路，持重待机，坚持拒战的建议；当他决定与隋军进行最后一场决战时，陈后主实际上将10多万军队排成了一个字阵，持续了20多英里，不指定将军，各军不属于对方，进退攻守各不相知。最后被隋军打破，使自己的优势之军，眼睁睁地变成了败兵之旅。最后被隋军打破，使自己的优势之军，眼睁睁地变成了败兵之旅。
早在决心灭陈之前，文帝就秘密征求了一些亲信大臣的意见，并进行了多方规划，使陈经常被计划成隋军手中的“娃娃”。大臣高顾提出的破坏陈国农业生产、派间谍潜入江南烧毁陈军储粮、多次乘陈国收割庄稼的策略，都在灭陈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崔仲方大臣献灭陈分为上中游和下游两个战略方向，使陈国从战争开始就陷入上中游对京师的不利救援，京师也不利于派兵增援上中游极其被动的局面。将军何若毕以演习和沿江狩猎成功地造成了陈军的错觉，更是令人惊讶。而陈军竟然不懂“兵不厌欺诈”的基本常识，一次又一次地中计受骗，其兵败国亡自然属于逻辑。
这场战争是继晋灭吴之后，中国战争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渡江作战。隋朝的水军虽然没有西晋灭吴时的“王浚楼下益州”那么强大，但在战略上也起到了约束和配合作用。在8路大军中，3路是水军，1路是水陆联军。杨素率领的水军出水安全沿长江东下。在杨军率领的水军的配合下，他斩关夺关，攻城略地，占领了长江上游的广阔地域，约束了上游3万艘陈军和数千艘战舰，使其无法东援建康。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王世积统率的水军居中策应，控制了江西地区，直接配合建康西南侧翼主力攻占建康。燕荣一路水军进行远程战略迂回，掩护主力东南侧翼，造成对陈都的封闭。左仆射高颖还率领一部水军迫降了守卫首都的陈朝水军。总之，几支水军都以自己的出色行动为决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