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在古代为何被称为佛国？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知名城市，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港口城市，泉州作为港口的历史能够追溯到汉代，而到了南宋末期更是迅速超越宁波、广州两港，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港，南宋灭亡后，原本繁荣的广州遭到屠城，而泉州得以幸免，并且还得到元皇帝的重视，一举发展成世界第一大港，与当时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国家有着贸易往来。而这也令泉州地区的文化呈现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你在这里能够看到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宗教的身影。不过要说势力最大的还要属佛教，在泉州这片土地上，佛教的寺庙数量就高达5553座，而这也是为什么泉州会有“佛国”的称呼的主要原因。
著名理学家、“南宋圣人”朱熹一生先后四次到访泉州，对泉州可谓情有独钟。正是这份特殊的情缘和认知，让朱熹发出“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感慨和赞誉。
朱熹（1130－1200年），南宋理学家、教育家、诗人，孔庙大成殿唯一非孔子弟子出身的十二哲者
佛国圣地，满街圣人，形象地表述出宋代泉州文明程度之高。而让泉州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主要原因就是：
发达的海上商贾贸易，不仅让泉州藏富于民，更促进了以宗教文化融合为代表的国际文化交流与互通。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源于南北朝，兴于唐朝，到了两宋时期，由于朝廷将海外贸易作为国家支柱型的财政收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
尤其是靖康之耻后的南宋时期，泉州在与宁波、广州两港角力中快速崛起。当时泉州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通商贸易，港区停泊着装满香料、丝绸、瓷器以及其他奇珍异宝的货船1500艘，呈现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泉州也成为人口超百万、名副其实的东方第一大港。
《刺桐梦华图》
因海洋贸易，让泉州民间财富富可敌国。仅在南宋年间泉州民间建桥113座，造桥资金达到1.96亿缗（即一缗十串铜钱，一串一千文），而当时南宋政府年财政收入只有4500万缗。
洛阳桥花费1400万缗，造桥资金绝大多数来自民间商民募集，由此可见南宋泉州民间富可敌国的雄厚财力。
“仓廪实而知礼节”，因海洋贸易而富裕的泉州人更加重文兴教。从泉州书院的发展变化，可见自古泉州文风之鼎盛，南宋时期泉州共有12家书院，明朝24家，到了清代更是多达39家。
根据《泉州古代科举》一书披露：泉州在南宋、明、清三朝科举史上，共出举人5014人，进士2454人（文进士1808人，特奏名进士492人，武进士154人）；状元8人（文状元6人、武状元2人），榜眼18人，探花6人，泉州故有“人文之盛，甲于闽省”之说，并赢得“海滨邹鲁”的美誉。
南宋是泉州科举第一个辉煌时期，共出两位状元（梁克家和曾从龙），进士924人，南宋状元曾从龙一家共出了四位宰相一位状元，人称“曾半朝”、“一门四相”，成为古代科举史上的传奇！
到了明代，泉州科第更胜。共出文举人1734名，武举人347名；文进士595名，武进士66名，状元、榜眼、探花等人数位居福建前茅。
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是“东方第一大港”。美国学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论断：
“刺桐（宋元泉州）以其海路、商业、开放、自由、和平、安全、信用等诸多优势，成为联结中世纪欧亚大陆文明交汇的强大磁场，不断吸引不同宗教前来驻足。
自公元六世纪中叶，印度佛教浮海东渐泉州，至十四世纪世界主要宗教都在泉州落地生根。欧亚大陆所有的港口城市和世界贸易体系的枢纽城市，没有一个城市像刺桐拥有这么多外来宗教。”
世界各地的人来到泉州，也带来各国的宗教文化，既有最古老的道教、汉化的佛教，又有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还有来自欧洲的景教（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成就了泉州“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
公元228年西晋年间，随着晋人南迁，并在南安丰州九日山建成闽南第一座、福建第二座佛寺“延福寺”，距今近1800年历史。延福寺规模宏大，极盛时期有54个支院。
现今泉州城内保留下来超过1000年历史的寺庙，依然还有超过60座。以开元寺、崇福寺、延福寺、承天寺、少林寺、龙山寺等为代表的佛教寺庙多达40余座，无愧“佛国圣地”的称号。
不仅仅如此，泉州与宗教有关的开元寺、天后宫、真武庙、泉州文庙、清净寺、老君岩造像、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六胜塔、万寿塔等10处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在国内不仅是独一份的存在，在全球有此殊荣的城市也极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