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造成了什么历史影响？黑死病是一种发生在14世纪到18世纪的瘟疫，感染者最初在身上会生出一个肿瘤，然后迅速传遍全身。最后病人的身上会浮起几大块黑斑或紫斑，接着便一命呜呼了。这种瘟疫其实是鼠疫的一种，中世纪的欧洲，生活环境恶劣，居民楼房附近的街道、水沟脏乱不堪，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滋生病菌，而一些携带病菌的啮齿类动物在夜间出来觅食时，很容易通过啃咬将病毒传染到人类身上。再加上当时的欧洲社会仍旧处于教会控制的神权时代，宗教信仰蒙蔽了人们的思维，使他们将这种瘟疫视为上帝的处罚或是恶魔的附身，不仅没有为病人进行治疗，反而还进行大规模的驱魔、祈祷仪式。病毒也就借由密集的人群越传越广，并且一直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给整个欧洲造成了至少2500万的人员伤亡。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薄伽丘为我们描绘了在瘟疫之下当时的社会风貌：活着的人最初充满着恐惧，他们不断囤积许多无用的物品，试图获得一丝安全感；后来，随着疫情的加重，人们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态度，他们粗暴的抛弃患者，想把自己封闭在安全的角落。于是一些人结伴躲避到乡下去，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他们对别人的疾病和死亡不闻不问，只是借音乐和其他的玩意儿来消磨时光；另一些人则觉得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不如把握住生命的最后时光，纵情的享乐、肆意的狂欢。浩劫之下，宗教的戒律与世俗的法律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神父与官员们也没能幸免于难，在瘟疫面前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
这场可怕的瘟疫就是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仅仅六年时间，便夺走了2500万人的性命。而且对欧洲社会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客观上造成了封建社会的瓦解，是近现代黎明到来之前最黑暗的时光。
来自东方的黑死病入侵欧洲黑死病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因能使患者身上出现紫黑色的斑点而得名。根据中世纪巴黎医务人员的说法，这场疾病起源于印度，而《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作者汤普森则认为真正的病源地是元朝时期的中国。各种说法虽然不一，但瘟疫是从东方的商路传来已是较为普遍的共识。
根据史料记载，黑死病先是从克里木传入君士坦丁堡，然后波及小亚细亚和埃及；1347年，瘟疫从威尼斯登陆意大利，次年流行于佛罗伦萨。之后又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入瑞士、德国与波兰。1348年1月，黑死病通过船只传入法国马赛，接着向南传入西班牙，往北进入不列颠群岛。当时愚昧的苏格兰人认为这场瘟疫是英国遭受了“上帝之鞭”的惩罚，于是趁机在边境发动战争，结果使自己也染上了这种病。1349年，黑死病攻陷北欧，之后又绕回俄国北部，使整个欧洲无一幸免。
当时的欧洲人对黑死病一无所知，医生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但他们害怕被别人说成无知，便装作很懂的样子，胡乱向市民呼吁采取各种无效的措施。例如他们要求病人不可白天睡觉，必须饮用淡酒，要经常去闻樟脑丸的气味，还说肥胖者应坐在室外沐浴阳光。在当时，“必须清心寡欲”成为了万能的灵药，就像现在的“多喝热水”一样，反正这种无用的废话怎么说都不会有人来质疑，人们也懒得去证伪。佩鲁贾的一个医生还曾呼吁人们用醋和酒精来洗澡，最终却酿成了许多火灾。
直到15世纪末，人们才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出了宝贵的经验——面对一切未知的传染病，都需要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尽快筛选并隔离患者，切断疾病的传播源；二是注意清洁与卫生，减少病菌传播的渠道。只有先遏制住“传染”，才能治疗好“疾病”。至于其他缺乏根据的“呼吁”，只是病毒乱投医而已。
黑死病肆虐欧洲
黑死病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中世纪的欧洲人对黑死病的病因及传染性一无所知，所以就根本谈不上隔离。在突然的打击之下，人们束手无策，只能是被动地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看着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人们也便失去了对未来的计划与希望。薄伽丘写道：“城里的人们大难当前，丢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乡下的农民，自知死期已到，也再不愿意从事劳动。”于是，在1349到1351年间，发生了因土地荒芜而引起的普遍性饥荒。
黑死病导致了超高的死亡率，而饥荒则延续高死亡率出现的时长，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才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惨剧。从黑死病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受到破坏后，对社会的损害不下于传染病的侵袭。不能为了防疫而长期停产，否则将得不偿失。
1353年，在黑死病已经过去之后，人们的生活状况并未改善。接踵而来的是经济紊乱、社会动荡、物价飞涨、道德堕落与风气败坏。建立在传统宗法关系上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阶级也经历了一次大洗牌。直到社会生产恢复，人们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改善。
瘟疫就好像一场必败的战争一样，就算它自行退去，已经造成的损失也无法得到补偿，人类注定是其中的战败者。《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 ，必有凶年。”瘟疫也是如此，在瘟疫爆发过了，将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瘟疫过后，物价将如何变化？黑死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所以在1353年之后，即使遭遇过饥荒，人们却发现物价还是下降了。中世纪史学家亨利·奈顿写道：“那时，一切物品价格低廉。一匹马以前价值40先令，而今仅值6先令8便士。”其中的原因不难解释，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必然有一定量的剩余产品或储蓄，即使因瘟疫而停产，也足够维持数月乃至数年有余。因为许多人在瘟疫中死去，所以遗留下了土地、房屋、家具、货物、牛马等无主之财，都被幸存者所继承。因此造成买方市场的缩小，剩余产品便需要降价出售。但这是暂时的，一当剩余产品消耗完，物价就会急剧地反弹，造成更严重的短缺性危机。
深层的原因在于瘟疫过后，消费产品的人口虽然减少了，但这也意味着从事生产的人数急剧下降。在最初的时候人们还能享受剩余产品的低价红利，但是过了几个月，当剩余产品被消费完，而生产力还无法恢复到疫前的水平，各行各业都因许多人死去或离去而无法正常运转，产品就会因短缺而导致物价飞涨。所以幸存下来的人们不应被短期的低价所迷惑，认为物品储备充足，便放心的坐吃山空。而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恢复生产秩序，以免饥荒的到来。
但是人们总是普遍的短视，他们在忽然继承下一笔产业后，便像暴发户一样，肆意挥霍、暴饮暴食。特别是瘟疫对人的心灵造成了创伤，认为活着就得及时享乐。因此，在最需要恢复生产的时候，人们却进行疯狂的消费。这样，在瘟疫结束后的最初几个月或几年，可能会发生一段普遍性的奢侈浪费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生产陷入停滞、消费出现过度。幸存的人们发现个人确实比以前富裕了，但整个欧洲却更加贫困了。等到剩余产品消耗完后，产品短缺、物价飞涨的灾难就要来临了。
社会长期停产的危害不低于瘟疫
劳动者工资的上升与跌落瘟疫过后，物价先是在短期内跌落，然后进入中长期的高涨阶段，直到生产完全恢复为止；工资却与之相反，先是短期内飞涨，然后进入长期的跌落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失业潮。
在瘟疫爆发时，由于停产，所以劳动者找不到工作，雇主也倾向裁员。而在瘟疫过后，人口的死亡与流失，将会造成短时间内的用工荒现象。中世纪的地主与达官显贵为了不使佃户离开土地，便同意减少或暂时减免租金。农业劳动者、行会工人、家庭仆人都积极要求提高工资，不然庄稼会烂在地里、房屋会塌在土里、城堡也会无人管理。
在工资上升的压力下，地主权贵阶层一方面颁布《劳工法案》来限制最高工资，另一方面又通过改营牧业来躲避危机。因此，造成了农业的衰落，而且还加剧了农产品短缺的危机。英王爱德华三世在《劳工法案》中就露骨的说：“若需要为别人工作，其工资须按朕即位后第20年的惯例支付”，要求把工资限制在1347年的水平。这样，劳动者的工资就触及到了行政命令的天花板，当剩余产品消耗完、物价开始飞涨之后，许多人为了谋生，便逐渐接受低工资的待遇。工资也就从最初的上升转向了回落，并且当劳动者的生活越困难时，工资只会被压得越低，因为他们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就业的机会，所以什么样的工作都能找到人来做。只有等社会生产秩序恢复之后，就业环境才会变好，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也才会得到改善。
因此，在瘟疫过后，劳动者的工资会呈现在短期内上升，之后又重新下降的规律，甚至造成就业困难。
瘟疫对欧洲历史的影响黑死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欧洲社会阶级的大洗牌，许多人在瘟疫中丧生了，而一些幸存者却在瘟疫过后暴富了起来。除了产生暴发户之外，瘟疫还打破了职业的限制，僧侣变成了商人，之前的手艺人变成了雇主和承包人，一些农民则变成了乡绅。
导致封建社会解体的重要因素就是行会制度的破坏，政府为了恢复生产秩序与压低工资，就得想法设法增加劳动者的人数，而原先的行会准入制度无疑是一大障碍。所以在瘟疫过后，关于学徒期限的狭隘规定被废除了，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雇佣学徒，学徒在做满两年后也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工作。夜间上班得到了认可，“开放”的风气在经济领域中流行起来。
总的来说，黑死病对中世纪的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解体。首先它导致了农业的衰落，动摇封建社会的根基；其次又打破了行会的限制，为自由贸易的商业大开方便之门；最后，黑死病动摇了固化多年的社会阶层，改变了人们的阶级地位与精神风貌。黑死病是欧洲近现代来临之前最后的黑夜，它直接或者间接的改变了欧洲的发展历程。